3月10日上午，海安法院召开2016年度典型案例新闻发布会。党组成员、副院长李宏林通报年度典型案例并与媒体进行互动交流，党组成员、副院长孙卫华主持发布会。这些典型案件具有社会关注度高、与人民群众生活联系紧密、富有警示教育意义等特点，对司法公信及社会诚信具有引领作用。
拾人手机盗刷支付宝
【案情回顾】2016年7月，徐某前往海安某超市购物时，在超市门口拾得张某遗忘的手机一部。徐某将手机据为己有后，拒不接听失主来电。当日，徐某通过该手机支付宝的当面付功能（无需密码），在海安乐天玛特超市、苏果便利店消费合计2922元。后张某报警，公安机关传唤徐某到案。归案后，徐某赔偿了张某的全部经济损失。涉案手机亦由公安机关发还给张某。2016年9月，海安县检察院指控徐某构成盗窃罪，向法院提起公诉。海安法院一审判决被告人徐某犯盗窃罪，判处拘役2个月，缓刑4个月，并处罚金3000元。宣判后，公诉机关未抗诉，徐某也未上诉。
【典型意义】拾得他人手机拒不返还属于侵占行为；行为人拾得他人手机后，利用手机内支付宝进行消费，属于盗窃行为，数额较大的，构成盗窃罪。本案的判决，一方面提醒公众注意做好手机安全防护措施，另一方面对拾得他人手机者亦具有一定警示作用。
买假牟利主张赔偿遭驳回
【案情回顾】2016年8月，张某在海安某超市购买散装火锅底料0.588千克、梳打饼一盒，合计消费36.20元。2016年10月，张某以上述食品标识不规范、无法定信息，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为由诉至法院，要求超市给付惩罚性赔偿金1000元。法院经审理查明，张某同年曾分别在海安境内其他九家超市及泰州一超市购买食品，后均以食品信息不全、过期销售等理由诉至法院，要求销售者给付惩罚性赔偿金。自2015年起，张某在海安法院起诉的类似纠纷就达30件。
海安法院认为，张某以牟利为目的、故意购买可能存在质量问题的食品，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，遂判决驳回张某的诉讼请求。判决后，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。
【典型意义】以牟利为目的买假行为，违反了《民法通则》中的诚实信用原则，购买人主张对商品销售者适用惩罚性赔偿的，人民法院不予支持。本案判决，从一定程度上来说，有助于明晰食品安全法惩罚性规定的适用范围，遏制职业打假人的滥诉行为。
损毁借据输了官司又出丑
【案情回顾】因经营需要，顾某长期向毛某借款。2014年12月2日，顾某以还款为由将毛某约至宾馆。其间，两人发生冲突，顾某迅速离开宾馆，毛某随即报警。毛某向民警反映，顾某以汇总借款金额为名，将毛某持有的5份借条原件骗取后撕毁，并迅速扔进马桶冲入了下水道。毛某还称，5份借条中有一份系2014年11月20日形成的合并借条，其并未保留复印件。根据民警的要求，毛某凭记忆“还原”了2014年11月20日的借条。此后，毛某凭4份借据复印件、1份借据“模拟件”及相应支付凭证诉至法院，要求顾某及其妻子迪某共同偿还借款73万余元。庭审中，顾某对借款事实无异议，但辩称借款均已还清，原告亦将借据原件交其销毁。2014年12月2日，其将毛某约至宾馆是为了偿还最后一笔8万元的欠款，并提供了银行取款凭证。海安法院经审理认为，顾某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还款事实，且其陈述的还款情况亦存在瑕疵。遂综合查明的其他事实，判决顾某和迪某共同偿还原告毛某借款73万余元。一审判决后，被告提出上诉，南通中院二审维持原判。
【典型意义】民间借贷纠纷的出借人主张借款权利应当提供借据原件。借据原件被损毁后，出借人凭借据复印件及其他证据主张权利，借款人对借款事实无争议，但抗辩已经偿还借款的，出借人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。本案的意义在于，一方面提醒出借人妥善保管借据原件，以免为日后主张权利带来不必要的麻烦；另一方面警示借款人诚信做人，切勿自作聪明，免得输了官司又出丑。
在校生被撞获赔误学损失
【案情回顾】小张系就读于海安县城某中学的一名农村籍学生。2014年10月，小张骑自行车回家时，被赵某驾驶的小汽车撞倒，致小张跌倒受伤。经海安县人民医院诊断，小张肝挫裂伤、右侧气胸、牙齿脱落、多处软组织伤。因住院治疗20多日，且伤势恢复缓慢，学校为小张办理了一年的休学手续。事故发生后，交警部门认定赵某负事故全部责任，小张无责任。2015年10月，小张诉至法院，要求赵某及保险公司赔偿各项经济损失5万余元（其中含2万余元误学损失）。海安法院一审认为，小张因交通事故受伤致休学一年，由此造成的误学损失属于财产损失的范围。小张就读于县城中学，可以比照城镇常住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相关损失费用，遂判决保险公司支付小张一年的误学损失23476元及其他损失，合计5万余元。保险公司不服，提起上诉。南通中院二审维持原判。
【典型意义】在校学生因交通事故休学的误学损失应否赔偿、赔偿标准如何确定，法律并未作出明确规定，而其休学期间没有收入、延误参加工作时间，造成的实际损失是客观存在的，属于侵权责任的赔偿范围。本案从公平合理的角度出发，农村在校学生损失参照城镇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性支出标准予以确定，最大限度地保护了未成年人合法权益，对类似纠纷的处理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