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末至民国年间，江苏城乡较为普遍的民间借贷方式有：定期还本付息（月息在1％-2％之间，折算成年息，即为12％-24％之间）；印子钱（一种高利贷，每还一次钱盖一次印章，也称“折子钱”）；驴打滚（一种复利计算的高利贷）；打会（也称“标会”或“拉会”），具有互助合作性质，由会首邀请数人或10多人为会友，议定金额（也有用实物）、会规、利率，排好“收会”的次序；高利贷性质的“标会”，由会首收头会，以后各会友由“出标”（即利息高）决定收会，“标子”愈大所得愈少；月息10分（即月息10％）甚至30分至50分（即月息30％-50％），限期10天、15天、20天、1个月即还，利率特别高，逼债凶猛，盛行于赌博场所；放青苗钱、放忙工钱、放纱钱，高利贷者趁贫苦农民急需用钱，预购农民的青苗、劳力或土布，乘危高利盘剥。

过去，对贫苦的债务人来说，农历腊月是最艰难的日子，放高利贷的人逼得欠债的人喘不过气来。有些债务人借钱的时候也不考虑偿还能力，钞票借到手，如同饮鸩止渴。到了腊月，便东躲西藏。债主因本不见，利无踪，平时紧追，一到临近春节则到欠债户家中坐索逼债。欠债的人有的东捞西借偿还一部分；有的被迫把利钱算进本金重立借据，利上滚利；有的向债主说好话，赔笑脸，仍难得到债主的谅解，只得避而不见，以致有的投河、上吊、割手腕，走上绝路。旧时，江苏城乡流传着几句顺口溜：“头一个腊八（腊月八日）犹自可，第二个腊八（腊月十八日）如烧火，第三个腊八（腊月二十八日）没处躲。”这就是贫苦债务人窘况的真实写照。在苏州民间还有许多关于“躲债庙”的故事：有一年除夕夜，一位做蚕丝生意的商人躲债来到离虎丘不远的“躲债庙”，看到一位正准备上吊的躲债人，问他欠债多少钱，他用自己的余钱帮助这位躲债人偿清了欠款，欢欢喜喜回家和家人团圆去了，蚕丝商人想想自己借的高利贷像“驴打滚”一样无法还清，就寻了短见，那位被救济的人过了年后辛苦做生意，又挖到一个聚宝盆发了大财，当他得知除夕夜救他的人已不在人世时，十分悲伤和感激。为了纪念这个帮助过他的人，就在每年的除夕夜，在虎丘旁的“躲债庙”请戏班来搭台唱戏来祭祀死者。

江苏城乡典当借贷出现较早。清朝中期至民国初年，苏、锡、常、镇、扬、通、泰地区都有数十家典当行。大运河边上高邮市的“同兴当铺”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“同兴当铺”开设于清代早期，传为清代权臣和珅私产。和珅倒台后，转为民当，并数易其主。清末民初，马士杰成为当铺最大股东，后由何梓独家经营。民国十六年（1927年），当铺遭军阀孙传芳部抢劫而破产歇业。后由宰姓“朝奉”等筹资开业，日军占领高邮时关闭。过去，典业按其资本规模分为典当、押店、质店、代当、小押当五种。居民用衣服、器皿或农具、农产品作为抵押，向典当行（包括押店、质店、代当、小押当）贷取现金，约定期限，到期赎取。如期满不赎，即为“满当”（也有的到期不赎，可加利延赎），当物由典当行自行处理。清末至民国二十二年（1933年），当本利率一般均为月息2分（即月息2％）。民国二十三年（1934年），经江苏典业公会呈请省建设厅批准，统一改为月息2分2厘半（即月息2.25％），一直延续到各地沦陷前均未变动。抗战胜利后，由于通货膨胀严重，典当行利率较抗战前有大幅提升。民国三十六年（1947年）月息较抗战前高达10倍以上，民国三十七年（1948年）9月，月息提高到4角5分，当期1个月，利率竟高达50％。清末，江苏各地典当行当期以27个月为满。清宣统元年（1909年）当期以18个月为满，至民国三十五年（1946年）改为两个半月为满。当物人交当物品，典当行开给“当票”，不记当户姓名，只记当票号数、当本金额、当入日期等，当物人必须在限期内备款取赎原物，如逾期不赎，即为满当。典当行利息计算方法，当物在1个月内取赎者，无论日期长短，以1个月计息，足月后5日内不计息，6日即作1个月计息，称为“月不过五”。